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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经营决策知识化?
就是所谓商业化：对于企业成败，我们除了力挺和质疑，除了惊叹和指责，更应该去探究在形形色色的说辞之后，真正的动因与逻辑。归结起来，会发现成败系于商业模式。
企业生存，有着一些必然的要素：资本、人力、产品、市场、商业模式、技术、贸易等，但决定企业成败的因素中，当首推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是一个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也就是企业在给定环境中实现既定的财务目标所需要的内部活动和能力。它是一种系统的设计，用于衡量和打造一个企业的健康状况和赢利方法。
商业模式的成功，造就了许多伟大的企业。上世纪最为经典的商业模式，应首推沃尔玛与微软，这两个企业所创造的商业模式成就了两个伟大的企业，把人类在创造商业模式方面的智慧发挥到极至。
中国企业家对于商业模式的思考也越来越明晰。江南春的感悟颇深，当年，他面对陈天桥的成功，有这样的内心独白：“人生就像赶路，途中看到有一辆很大的巴士，上面有很多人，想必是个不错的行业，我也冲了上去。凭着年轻力壮，我把不少人挤到了一边，终于抢到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从此，江湖上有了我的名号，行业中有了我的地位。可陈天桥却没有挤上这辆大巴，他继续往前走，很快发现一辆紫色的敞蓬法拉利停在路边。他拉开车门，一踩油门便绝尘而去。”
这是当年江南春面对陈天桥盛大的成功有感而发，他开始认识到，“只有发掘别人没发现的商业模式，才能挣大钱！”没过多久，江南春找到自己的“法拉利”——打造出了楼宇视频广告的分众帝国。
以研究中国本土经济，推动企业管理实践为宗旨的《中国商业评论》，最早在中国大力倡导商业模式的理念，继2005年3月推出首界评选之后，经过为期一年的精心准备，将推出“2005～2006年度最佳商业模式评选”，力求用理性的态度和深入的分析，挖掘中国企业成功背后的逻辑。
从本届评选开始，将轮流由国内外权威的商学院或咨询公司担任轮值主席单位，提供智力支持。2005～2006年度最佳商业模式评选轮值主席单位将由长江商学院担任。
本次活动将会有30位权威专家学者与25家顶级咨询公司参与评先与案例研究
8年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一瞬，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漫长。一家在中国仅生存了16年的民资企业，却要花费8年时间去挣脱最初赖以成名的工业化模式。这也许是每个中国制造企业在产业升级中所必经的艰辛历程。
在不断地创新与质疑中，杉杉懂得了什么叫改变和坚守，什么叫积累和沉淀。“在我心目中，服装是核心产业，科技和投资是两翼。应该说我对服装有着最深的感情，其他产业我都是投资决策人。服装以外的其他行业收益丰厚，但只是付之一笑而已。”为杉杉事业奋斗了16年的郑永刚，用朴实的话语诠释着他所理解的一家企业在变革中成长的不易在中国企业界，郑永刚和他的杉杉近8年来一直广受争议。
连郑永刚都将自己称为“喜欢无中生有”的人，他在1990年代初首创“产供销一条龙”模式，建成了当时中国服装国内市场最庞大的直营销售网络；他在1996年将杉杉股份包装上市，成为中国服装业首家A股上市公司；同年，他聘下中国名气最大的两名设计师力剖鄙信?啊胺ê保?懊?朴朊?α?种?群樱?999年，他又大刀阔斧地进行“生产剥离”和“渠道再造”，将原有的自营销售渠道全部改为特许加盟模式；自总部从宁波迁往上海后，郑永刚又涉足多元化，投资与服装八竿子打不着的锂离子电池材料；2001年，杉杉在核心品牌西服之外，又搞起“类NIKE”模式的“多品牌国际化”运营……
这样的跳跃式发展，天马行空得让外人相当摸不着头脑。随着杉杉西服的LOGO从大城市高档商场中消失，无声无息中“杉杉系”又起来了一批新品牌，“杉杉现象”甚至成为管理学界的一个话题。
在本刊看来，“杉杉现象”确实足以成为一个管理学话题，但并非因为这个昔日霸主市场占有率的下滑——我们发现，8年前郑永刚和杉杉开始的改变，恰恰是今日诸多中国工业企业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传统制造业如何进行产业升级，沿着所谓“微笑曲线”的价值链向吴敬琏所说更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转移？对一家主业有着辉煌历史但过于成熟的企业来说，到哪里寻找更具成长性的“第二主业”，以规避原来单一主业的生命周期给企业带来的利润风险？中国企业除了依靠劳动力成本和销售业务员人海战术之外，应该如何树立自己的品牌，超越OEM的系统锁定？一个传统企业向现代国际化公司的转型，需要完成哪些组织架构、内部管理、战略决策、执行机制、企业文化、绩效评估、人才更替等方面痛苦的嬗变？
横亘在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企业家面前的难题，郑永刚已经提前思考了几年；杉杉摸索走过的道路，为它的同行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案例。因此，本刊试图通过细节性采访，还原8年来杉杉不断改变自己的实践，洞窥经济气候变化下这家中国企业近8年来的命运和探索，也为更广泛的中国企业界展现走向未来的某些可能性。
过去的2005年，杉杉迎来了一场丰收：营收超过80亿元，服装销售增长25.8%，利润增长59%，远远超过杉杉单一服装品牌鼎盛时的规模。郑永刚说他自己舒了一口气，但此时论成败仍为时尚早。对最多只有20年历史的中国市场化企业来说，在越来越多变和复杂的竞争局势下，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只有不断创新，如同杉杉的企业口号一样：“Let's change ourselves”
8年前，杉杉对宁波人来说是热血沸腾的奇迹，如今的杉杉则更像是历史。至少，在已经颇具现代城市风格的宁波街头表现出的是这样。
3月春光下的宁波，热闹的华侨城临街5家店面，Lecoq、Azzali、Renoma，三家法国和意大利的知名品牌专卖店炫目而华贵，相形之下，隔壁的Firs杉杉西服店略显平常。
“这10年来，杉杉好像也挺忙，但名气确实不如以往了。”街头的一位当地人对记者说。
“这也难怪。外人只能看到表面，对于现在的杉杉来说，布局比名气更重要。”听完记者的转述，郑永刚微笑着，不急不躁。
“你们在华侨城看到的定位不同的5个品牌，全是杉杉集团控制的。”杉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郑永刚说，“这就是布局，是国际成熟经验，是我们从1997年至今的8年中不断学习别人和改变自己的结果。”
这样的一幕确实可以在巴黎香榭丽舍上找到原形。这条著名的时尚品牌大街两侧布满不同品牌的高档服饰和奢侈品店，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属于一家集团——LVMH。这家世界顶级时尚集团成立于1987年，拥有50多个顶级奢侈品牌，包括有着150年历史的路易·威登、ChristianDior(迪奥)、纪梵希、姬雪、芬迪。
“10年前，我们可以凭一招‘产供销一条龙’，就独占中国服装37.4%市场。”郑永刚对《商务周刊》说，“但我们今天必须学会国际时尚产业中的复杂思维。”
“我们准备再沉默3-5年，踏实做事。届时，杉杉与国内所有服装企业都‘和而不同’了。”郑学明说。作为杉杉控股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和主管服装的杉杉集团总裁，16年前，郑学明与杉杉的当家人郑永刚一起打造了杉杉品牌。
而在操盘整个杉杉企业的郑永刚看来，杉杉与国内所有服装企业早已不在一个层面上了。今天的杉杉与8年前相比，已然悄悄地“面目全非”。
短缺时代的辉煌与过剩时代的沉默
张狂的杉杉变得沉稳了，但多年来外界观察杉杉的视角和标准却鲜有变化。
“人们仍习惯地在寻找16年前那套杉杉老西服。”杉杉投资控股公司副总裁周时奋说，“事实上，杉杉控股公司今年销售收入80亿多元，其中服装只占1/3，而杉杉西服更只占8—10亿元。”
杉杉的起源始于1989年。当年，郑永刚接手一家濒临倒闭的地方小厂——这家名为宁波甬港服装厂的企业即是杉杉集团的前身。
接手不久，郑永刚在一次坐火车出差的时候看到一个年轻人穿的西装款式新颖洒脱，他好奇地上前询问，得知那是一件从国外进口的“服装垃圾”。这件“垃圾服装”既保持了传统西服的挺括，又非常轻薄柔软。
受到这件“垃圾服装”的启发，郑永刚回到宁波后马上组织技术力量开发新式西服。不同于传统西服厚重僵硬风格的杉杉西服一问世即大受好评，“杉杉西服，不要太潇洒”的广告语也贴切地点出了杉杉西服当时独具特色的消费卖点。郑永刚又首创了“产供销一条龙”的模式，至1992年，杉杉建成了当时中国国内服装市场最庞大的直营销售网络。1997年，杉杉西服年销售收入20亿元，连续7年位于中国服装市场占有率第一名，最高时独占市场37.4%的份额。1996年，杉杉股份有限公司(600884)成为中国服装业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
8年后的今天，当年辉煌的缔造者们是如何评价这件杉杉西服的呢？“那时，它给杉杉带来的名气和钱，每天利润就可以买辆豪华车，一天一辆，持续了四五年”；“它是短缺经济时代的工业化品牌，定位在18—60岁，不分消费层次”；“没有设计元素，对品牌概念理解不完善”；“一条龙模式，专业分工较差，已不适应市场细分的变化”；“为了维持20亿的收入，库存就得有8-9个亿，这是定时炸弹”。
这些不同角度的说法，尤其是后面的盛世危言，在1996年时已初露端倪，这引起了郑永刚的重视。
“郑永刚是一个非常爱挑战、改变或者说超越自己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有很强危机意识的人。”周时奋说。周与郑永刚相知多年，了解这位中国服装业界教父级人物的性格特点和他由此走过的艰辛创业道路。
尽管当时的销售收入依然车载斗量，郑永刚却从一系列细节感受到了山雨欲来：库存太大；预收货款不来了；过去听从厂家定价甚至排队等待拉货的终端销售商要求价格谈判；同质化竞争的对手开始出现，他们也开始做广告宣传，引进技术人才；最重要的是毛利润从原来的30%左右下降到了12%……
“短缺时代过去了，买方市场来了。”郑永刚的战略性判断异常准确。
他开始考虑从销售网络和设计两方面摆脱以往工业品生产模式。“工业化时代，服装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体现在量的扩张和成本的降低，忽视了真正的服装设计带给产品全新的内涵。”郑永刚在当时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总结道，“旧模式为何要改？产销一条龙模式必须有一个前提：市场的需求极大，有多少货销多少货。而一旦市场的需求趋缓，渠道就不再是渠道，而成了‘库房’。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系统一旦出现问题，街道和马路就成了临时停车场。”
当时的杉杉在全国设有26家分公司和30多家办事处，直营店的销售人员多达6000多人。“直营店是用杉杉的钱买杉杉的产品，再为杉杉卖产品。”郑学明说，“其实这不是销售，只能算是仓库转移，每个人都愿意多进货，卖掉卖不掉他不用在意，这样导致运营成本高昂，库存积压严重。”
作为该模式的创造者，郑永刚对《商务周刊》回忆说：“当初我为了把服装企业做大，在服装界第一个推出产供销一体化模式，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特有的短缺经济状况。实际上，在国外是没有这种做法的。”
1999年，杉杉旨在砸掉“民营企业的公有制”的网络改造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所有的直营店被取消，改为特许加盟。郑永刚以矫枉过正的信念强调：特许经营是中国服装业甚至地球上服装行业的唯一出路。他动员说：“过去杉杉创造了一批‘百万富翁’，实行特许加盟计划后，在今后的5到10年里会再创造一批‘千万富翁’。”
杉杉的加盟店分为两级，一是区域总店，二是下属专卖店。不管是杉杉企业与区域总店还是区域总店与专卖店的关系，都变成一种销售中的契约关系。加盟商体制成功解决了原来直营店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原来属于杉杉的库存折价转给了加盟店主，那些曾采用少报销量、积库存，以便第二年以库存打折价给总部返款的直营店纷纷现了原形。对于新开的加盟店，杉杉则以分期付款或借资金的形式替它铺货开店。由欠货变为欠钱，同样意味着杉杉商品的经营销售利益与风险，由原来杉杉一力承担变成了厂家与加盟商共担。
很快，此前近10年时间杉杉积累的库存泡沫全部一次性挤干。威胁杉杉的定时炸弹没了，而且收回几亿元资金。
然而，在加盟体制初见成效的同时，负面影响也随之出现。杉杉失去了西服市场老大的位置。采访中，郑永刚对此也作了反思：“这次网络改造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但由于大型服装企业实行特许经营在中国是第一次，所以确实有很多思想、政策还是探索性的。批评也好，非议也罢。我都不会去主动置评，我坚持一点，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一去不返的短缺经济时代总是让中国的服装商人们怀念，1999年杉杉渠道变革之后，福建、浙江，包括宁波本地的企业都纷纷仿效。”郑永刚坚信，杉杉做的事情是全行业三五年后要做的事，他说：“杉杉为行业提供了有前瞻性的实践，体现了领军企业的作用，帮助行业在产业升级中向国际水平靠拢。对这一点，我感到很欣慰。”
至于目前杉杉西服的市场占有率，郑永刚认为不是太低了，反而太高了。“1988年到1999年间，杉杉西服曾经最高达到37%的占有率，那是因为杉杉最早开始做品牌，几乎处于无竞争状态。”郑永刚认为，随着品牌的增多，占有率降低是必然的规律，“做品牌不应该追求数量。比如LV、Armani等顶级品牌只供应少数人群，全国开三五家店就可以了，像我们经营的意大利中高端品牌Macro Azzali，全国开100家店就足够了。”因此他认为，杉杉西服开500家店销售额有10亿元就够了，“再多就不是品牌，该进入批发市场了”。
一次次地认识什么是品牌
几乎在渠道再造的同时，郑永刚指挥杉杉进行了另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变革：品牌运营。
品牌运营的变革目的也很清楚，即针对细分市场增加产品的分众性，以增加设计元素来提升品牌含金量和时尚感。
最初，杉杉看上去是将品牌运营理解为从大规模工业品到设计品的飞跃。
“设计是灵魂，设计师是灵魂的载体，要让灵魂归位。我毫不怀疑，中国的设计师时代已经到来。”这是郑永刚当时喊出的口号——也是中国服装产业第一次提出自主创新的想法。
有人说，服装史就是人类自我炫耀的3500年。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服装文化不断地被历史隔断，直到1980年代末才有了服装设计师。“中国与欧美相比，衣饰上的差距在文化上。中国民族服装工业与国际品牌相比，所缺少的就是设计艺术和文化。”郑永刚说。他早就清楚一个事实：在杉杉工厂里生产的西服，同一种面料、同一个工人、同一台机器制造，贴上一些顶尖级的国际品牌就能卖到一万元，而贴上杉杉的商标最多只能卖2000多元。
早在1996年，杉杉开始企业名牌与名师联合，这是国内服装企业与设计师联手的先河。当年郑永刚以每人年薪100万元，将中国名气最大的两名设计师张肇达、王新元聘至杉杉旗下，力图设计出国内最好的时尚女装“法涵诗”。在1997年的杉杉秋冬展会上，两位设计师推出17个系列的200多套服装。1998年4月，王、张二人推出《不是我，是风》主题全国巡展，轰动一时。
此后，法涵诗女装和梵尚男装成为杉杉按国际高级成衣理念和品质打造的原创品牌。对这两个设计师品牌，当时杉杉上下很有信心——因为它们不仅拥有不同凡响的设计者，而且还有企业管理功底深厚的经营者。与此同时，杉杉还分批派出技术骨干赴日本、意大利研修，将国外企业的质量文化带回杉杉。甚至杉杉还在世界时尚之都巴黎设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
杉杉的变革带动了中国服装从工业时代进入“设计品牌”时代。然而，这个推动中国服装产业的里程碑式试验，带给杉杉的是再一次重新思考。
当时任杉杉服装设计部总经理的郑学明，谈笑间遥想当年：“中国的设计师更像设计界的‘政治家’，一年才来企业工作一个多星期，其他时间忙于讲课、表演、参加评比，却没有国外职业设计师那样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创作。”
杉杉对于品牌的孵化期一般是3年，即要求一年亏，二年平，三年盈利。但3年期满后，作为高端品牌来打造的法涵诗和梵尚两家公司没能实现预期目标，这两个原创品牌只得被转让。
“知名设计师从哪来？只能从设计的产品成为品牌的过程中来。没有自己产品的设计师是可悲的。”郑学明说。
打造设计师品牌此路不通，杉杉不得不放眼四海。从2001年开始，这家公司走上了一条从市场实践看更行之有效的品牌之路——“多品牌国际化”，即通过与国际品牌公司合作，来拉动自己的原创品牌。目前杉杉集团除核心品牌“杉杉”外，还直接控制了22个品牌，包括3个自创品牌，9个国际注册设计师品牌，8个国际合作品牌，每个品牌的培育期是3年。
在“多品牌国际化”实践中，杉杉对品牌的理解得到了又一次升华。“我们现在是在做品牌运营商，像耐克、路易·威登和伊藤忠商社那样，杉杉是做投资，以资本为纽带控制了很多时尚品牌，但每个品牌的运作我们交给具体的品牌公司来做，生产环节也被剥离。”郑永刚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那些跨国公司赚钱的路子。”
但是杉杉并没有放弃自己打造国际化时尚品牌的梦想。“我们与国际品牌公司合作，除了赚钱，更为了扎扎实实从人家那里学艺，培养自己的设计师和经营人才。”郑学明说，“没有名气，说明他没有参加评奖，他的专业精神更强，市场眼光可塑性更大。”
郑永刚不愿意预测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多久，因为产品制造的历史可以通过压缩来完成，但文化内涵是不可能通过压缩获得。“必须承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的汽车和服装是不可能产生国际顶级品牌的。因为中国真正服装设计才20年历史，从粗放产品到时尚，这个质变的过程法国用了近百年，日本用了50年，而服装品牌是包含着文化和历史沉淀在里边。”郑永刚认为，这有待于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主流文化，但他坚信，“随着经济实力提高，中国就能出现世界性的大众品牌，就像美国的POLO和CK”。
没产品的公司和不折旧的资产
到2004年时，杉杉的服装主业和其他新入行业都处于调整期，收入增长不大，但利润率却在提高。以杉杉股份为例，2000年其净利润率为16%，低于行业平均18%的净利润率；到2004年第三季度，杉杉股份的净利润率为12%，远远高于行业平均净利润率4%。
2005年，杉杉终于迎来了一场丰收：服装销售增长25.8%，利润增长59%。从数字来看，远远超过杉杉单个品牌鼎盛时的规模。科技、投资等各板块在这一年也开始全面开花。“我们取得了全局性的胜利。”郑永刚说。
杉杉投资控股公司副总裁周时奋比喻说：“这就像温床上培育的秧苗，移栽到田里时，一定会有些萎缩，但只有移栽后才能长成稻子。”
如果说发源地宁波是培育杉杉的温床，那么现在的总部所在地上海则可以看做让杉杉丰收的稻田。
1990年代末，杉杉实行的激进式渠道变革和品牌运营模式的试验，对杉杉的决策能力和战略思路提出了新的命题。一方面，杉杉西服营收下滑，市场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原始积累的几亿资金仍无处投资。此时的发展无非有两条路：一是专业化，二是多元化。
“这两个方向没有对错之分，但我们只能选其一。”郑永刚说，“按道理讲，服装业可以向上下游发展，延长产业链，但从当时的情况看，这条路很慢。况且一旦选择专业化，就意味着我们仍要固守在宁波一地，这有悖于杉杉早年提出的国际化、现代化目标。”
1999年1月，杉杉集团把总部从宁波迁到上海浦东。郑永刚说：“上海是一片大海，到了海中与‘鲨鱼’同游，我们会成长得更快。”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原来宁波杉杉的创业老臣都有机会与鲨鱼同游的。“从宁波跟我来上海的杉杉人只有那么几个。”郑永刚对《商务周刊》说，“企业小的时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但企业做到相当规模后，经营就要专业化，这对人才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
很难说郑永刚对此是否早已洞明，但早在1996年，郑永刚就通过资本市场做出股权安排，成功解决了杉杉创业元老们的利益分配和留守宁波的问题。
1996年杉杉股份上市，按照当时国家政策，可以有职工内部股，并允许内部股3年以后上市。“我们有300—400名老员工一下子就身价几十万甚至百万。”杉杉投资控股副总裁周时奋说。
元老们留守宁波的同时，新锐开始担当重任。31岁的杉杉集团副总裁胡海平此时浮出了水面。胡海平，浙江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出身，早年曾任宝洁公司亚太区营销部高管。
总部移至上海后，胡海平被任命为杉杉科技公司总裁，主要职责是借助上海的政策优势和人才资源，构建杉杉的高科技板块。1999年，胡海平引进了第一个高科技项目——锂离子电池炭负极材料的产业化，该项目属于国家863计划发展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目前，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锂电池综合材料基地。
轻履者远行，杉杉开始在高科技之路上陌路狂奔。目前，杉杉已拥有18微米铜箔材料、锂离子负极材料、热缩材料、高温压力传感器等4项国家863项目。此外还拥有生物耗氧菌发酵处理垃圾、纳米面电热材料、超级电容器、奥思旺材料等9个高科技项目。杉杉集团对高科技领域的累积投资约为10亿元，旗下高科技公司近20家。
2004年8月，杉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杉杉的所有企业重新分类。控股公司控制着包括杉杉集团、杉杉科技集团及其下属的50多家公司，是杉杉企业共同体的最高代表，控股公司董事局是最高决策机构，董事局下设有投资决策和战略发展两个委员会。
简单地讲，杉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其名下的全资、控股、参股和无形资产托权管理的所有企业依法组成的企业共同体。资产关系是杉杉企业的基本生产关系，总体上以“控股公司-产业集团-产业公司”三级架构为基本组织格局。目前的架构是控股公司管理杉杉集团、杉杉科技集团、杉杉生物集团、科创经贸集团和松江铜业集团。
三级架构的职责各不相同。控股公司拥有投资决策权、人事管理权和投资收益权，是杉杉企业的战略投资决策中心；产业集团拥有执行、管理和协调权，是杉杉企业运作的管理中心；各产业公司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是杉杉企业的利润和成本核算中心。
在这种框架下，郑永刚直接管理的杉杉控股已不涉及具体产品。“作为投资公司，它的产品就是一个个的企业和一个个的人才。”周时奋说。
控股公司框架确立后，以改变产权制度来提高效率的国企MBO给了郑永刚更大的启示。他又一次将确权原理引入企业管理，在杉杉企业架构的第二层即产业公司层面推行拼股，杉杉内部称之为“联邦制”。
郑永刚将杉杉控股控制的企业，按控股多少分为ABC三类，这些企业的经营者无论大小都是老板，拥有其经营公司的股权。以杉杉科技公司为例，总裁胡海平个人出资600万元，购买25%股份，而控股公司又奖励他15%，胡实际占有科技公司40%的股权。
“这是我设计出来的。”郑永刚对《商务周刊》说，表情稍有些得意。“每个人都是不服输的。”他说，“老给别人打工，激励肯定不够，如果经营者自己不出资，全是奖励的股权，就会出现激励过度。”
除了没有产品的控股公司外，不会折旧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价值不断提升的品牌资产，在杉杉的地位越来越重。这也是杉杉脱离工业化的另一个重要步骤。
销售改为加盟后，杉杉的生产也开始瘦身。2002年初，杉杉从服装生产加工领域抽身而退，以前由杉杉在宁波全资建立的5家服装加工厂的控股权和具体运营权全部被转移给外资公司或个人。此时，郑永刚通过加工外包和借助特许加盟商之手，来使杉杉彻底地脱离产销一体。
据介绍，目前杉杉集团的服装中仅有一半是自己工厂生产的，还有30%在国内其他工厂制作，另有20%在国外加工。“我们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全球采购和全球下订单。哪里做的好到哪里做。”郑学明说。目前为杉杉生产加工服饰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意大利。
脱离工业化后的杉杉，以“联邦制”专注于服装业“最具核心价值”的环节——品牌，即通过国际合作带动自主品牌。目前的合作给郑学明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再学习两年，原创品牌快速提升期就到了，2007年，我们将开始加大投资。”郑说。
与此同时，杉杉也将自己培育成熟的品牌授权转让。2005年，杉杉股份通过杉杉牛仔服装和杉杉内衣等授权经营，获益颇丰。
“靠统计厂房、机器等固定资产的数量来界定企业价值的时代过时了，我们看重是不会跟随固定资产折旧的无形资产。”郑永刚说。
企业的运营才是最重要的
塑造品牌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张春江(浙江奇正国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能够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这既包括公司品牌，也包括企业的产品品牌。但是，这种重要性也在反复强调中有所夸大。
在我所接触的很多企业决策者的思维中，品牌的意义被提高到企业战略中一个很高的高度。许多国内企业的决策者被一种说法所误导，那就是企业的运营就是为了塑造品牌。
与此有所不同的是，杉杉提出了“多品牌，国际化”的品牌管理口号，这种做法可以作为传统观点的照应，即运营是企业的目的，而品牌只是工具——即使是非常重要或者关键的工具。
从杉杉的品牌运营手段看，可以很明显感到，品牌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是企业运营的手段之一，是服务于企业运营的。实际上，虽然品牌对于企业非常重要，品牌竞争是市场竞争的集中体现和最后归宿，但如果站在企业运营的角度来看，企业首先要能够赢利，能够生存。
我们知道，品牌的建立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实践。对于只有十几年历史的公司，将品牌工具运用到极致是
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声援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著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著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郭沫若等党和国家***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的称赞。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中，主席遭批斗至，余元芳被戴上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
TIEFORHER（tieforher牌子的中文）
TIEFORHER
TieForHer是上海丽致服装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女装品牌。上海丽致服装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服装服饰、鞋帽、箱包、皮革制品、针纺织品、日用百货等品类的销售工作。
TieForHer是上海丽致服装有限公司在2016年3月份申请的商标。该品牌销售的衣服全部都是女性西装，并自称是国内首家女性西装专营店。
女士西装发展历程：
在1910年前，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女士西装。直到1914年，倡导女权主义的CocoChanel，摈弃了女性“就该穿裙子”的旧观念，从男装身上得到创意，以粗花呢套装设计，放松腰部束缚，增加硬朗的线条感，创造了第一套女士西装雏形，这是穿衣史的一次伟大变革。
在1920年代伴随着西方国家女权意识的觉醒，女性开始积极争取进入职场的权利，西装开始渗入女性生活。
60年代后，西装不再只被独立女性追捧。市场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样式。除了展现自己优雅，甜美的一面，更多女性尝试穿上西装，做更知性、更有态度的自己。
tieforher牌子的中文
高级成衣定制。
主打女性西装，套装，职业装等，秉承着不定义女性，也不曾被风格定义的品牌理念，现今在全国已有多家线下实体店，很多明星对他家的衣服也是赞不绝口。
价格的话单件大约在1k到5k不等，套装分两件套，三件套等价格以此类推叠加，除了价格，他家西装的用料材质是没得说，整体的版型很好做工也细致。
卖西装的都有什么牌子
1、雅戈尔集团（600177）创建于1979年，经过36年的发展，逐步确立了以品牌服装为主业，涉足地产开发、金融投资领域，多元并进、专业化发展的经营格局，成为拥有员工5万余人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旗下的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
雅戈尔在全国拥有772家自营专卖店，各品牌商业网点2632家。主打产品衬衫为全国衬衫行业第一个国家出口免验产品，连续17年获得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西服连续12年保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
2、杉杉集团是杉杉企业中以服装、服饰、纺织品等产业公司为基础构建的时尚产业集团。杉杉集团实施"多品牌、国际化"战略，以产品为核心、以品牌经营为根本，努力拓展时尚产业领域，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致力于成为国内时尚产业的领袖企业。
杉杉品牌是杉杉集团旗下的核心品牌，是首家通过绿色环保认证的服装品牌，也是中国服装行业的代表品牌，形成了正装、商务、休闲等系列化产品，产品线已延伸到了女时装、内衣、童装、皮具及家纺等产品领域，其中杉杉西服和杉杉衬衫分别荣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3、新郎希努尔集团创始于1993年。 新郎希努尔集团是以服装、家具经营制造为主业，集房地产开发、酒店、国际贸易等一体化的大型企业。
目前，集团总资产25亿元，员工12600名，拥有希努尔男装产业园、欧美尔家具产业园两大工业园区、一座四星级涉外酒店。
生产基地占地总面积120万平方米。在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公布的2008-2009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竞争力500强中名列第8位；在2008-2009中国服装行业竞争力10强中名列第4位。
4、罗蒙西服是罗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西服品牌，品牌诞生于1984年，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知名且有国际影响力的男装品牌。
罗蒙一直以来靠的是精工细作，靠的是诚实守信，坚持的是不和科学作对，不和时尚作对，坚信品牌靠品质来支撑、靠老百姓的口碑来传播的理念。罗蒙将始终以肩负起服装民族的大任，做中国最好的服装为使命。
5、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于1996年，以服装为主业，相继建设了温州、上海、合肥三大工业园区，创立报喜鸟高级男装品牌、宝鸟职业装品牌，同时控股中楠房地产开发公司进入房地产业。
报喜鸟第三季净利降65.31% ?报喜鸟日前发布的2013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2013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5亿元，同比下滑35.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仅为0.75亿元，同比下滑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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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纱摄影排行榜前十名全国婚纱摄影哪家好前十名排行榜
1、武汉婚纱照排行榜前十名2、婚纱摄影店排名前十名3、婚纱摄影前十名4、婚纱摄影影楼前十名武汉婚纱照排行榜前十名
武汉婚纱照排行榜前十名：
1、武汉唯一视觉婚纱摄影工作室
推荐理由武汉唯一视觉婚纱摄影，您的婚纱照私人订制专家！拍摄不满意立即重拍，全程无隐形消费，底片全送，产品终身保修保障。为了更好的为您服务，来店请提前预约。
2、天籁婚纱摄影（白金宫殿店
推荐理由16年的沉淀为幸福加冕。天籁婚纱摄影，中法韩三国艺术家联袂献艺！万平特色风格主题片场。华中地区O2O一站式结婚集成体验中心婚纱摄影写真全家福婚庆礼服租赁男士西装定制。你想要的我都有！
3、幸福纪婚纱摄影工作室（江滩店
推荐理由拍摄不满意无条件重拍，重拍不满意无条件退款，全程无隐形消费，百大主题随心选，全馆婚纱不分区。幸福纪：中国婚纱摄影创新品牌匠心制作值得安心托付。
4、果石摄影（武汉总店
推荐理由果石摄影，2014年成立至今，8年时间，以超越同类市场的样片原创能力，高时尚视觉冲击影像，及样片＝客片的服务质量，迅速攻占武汉年轻新婚夫妇的视野。
5、青禾蒙娜丽莎婚纱摄影（武汉店
推荐理由武汉青禾蒙娜丽莎婚纱摄影有限公司，创于2005年，在武汉地区拥有青禾蒙娜丽莎汉口店、青禾蒙娜丽莎光谷店两家直营店，隶属于蒙娜丽莎摄影集团，致力于为80后、90后新人提供时尚、个性化的婚纱摄影服务。
6、皇宫婚纱摄影（江汉路总店
推荐理由皇宫婚纱摄影成立于1985年，地处武汉市中心的江汉路步行街与中山大道交汇处，历经34年见证上百万个家庭的口碑相传，我们用心服务每一对新人，致力于用行动将皇宫的品牌文化传承下去。
7、璞拾摄影（武汉总店
推荐理由璞拾摄影，对婚纱摄影全新定义以情感为拍摄标准的婚纱摄影，拒绝传统摆拍，回归真实纯粹。关于生活，关于爱情，你的理想婚纱照我们都有。璞拾摄影，拍我们的故事。
8、如依影像婚纱摄影
推荐理由如依影像高端定制工作室，样片拍摄团队。创始人紫龙老师从业十五年，为全国270座城市，430家影楼，创作出超过50000张精致人像样片作品。连续五届上海国际婚纱摄影展销售前三。
9、唯爱城市旅拍摄影
推荐理由唯爱臻品婚纱摄影工作室不断的积累和沉淀，倾力为每一对新人打造个性化的摄影服务。
10、武汉女王婚纱摄影
推荐理由偏爱文艺小清新，用心拍好每一对客人，给您的绝非只是结婚照片，而是你们可以回忆一辈子的美好！
婚纱摄影店排名前十名
如下：
1、金夫人婚纱摄影
重庆金夫人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重庆市著名商标，领先的婚纱摄影服务集团，旗下拥有金夫人/巴黎经典/玛雅/儿童天堂/萝亚婚礼/金纱礼服等品牌
金夫人实业有限公司是重庆首家外商独资企业，成立于1989年，在传播视觉艺术，开创婚纱摄影市场的时空点上，矗立起新的里程碑“金夫人”。公司创始人周生俊先生，现任重庆市渝中区商会名誉会长、重庆市总商会副会长、中国人像摄影协会副会长。
2、色色婚纱摄影SESE婚纱摄影
广东色色婚纱摄影有限公司，始于1919年，其特色婚纱摄影基地较为有名，集婚纱摄影、儿童摄影、数码冲印、广告印刷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广东色色婚纱摄影有限公司于1990年成立，旗下色色摄影品牌始创于1919年，总部设于广东江门，是中国婚纱摄影杰出品牌企业。
色色婚纱摄影有50多家直营店和200多家加盟店，分店遍布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珠海、茂名、广西、澳门等地。色色婚纱摄影秉承“亲切、专业、创新、领先”的服务理念，拥有专业的摄影技术及化妆造型技术，提供国际化时尚个性婚纱礼服，并建立有实景拍摄基地。
3、天长地久FOREVER婚纱摄影
深圳市天长地久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始于1987年，其多元化主题式拍摄在业界享有盛名，专业从事婚纱摄影及儿童艺术摄影业务的大型企业。
深圳市天长地久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个立志于做中国摄影百年老店的顶级摄影机构。从1987年初创伊始，就一直以“记录人生、见证时代、传播大爱”为己任，并孜孜致力于“家文化”的营造和行业标准的规范化。
历经25载千锤百炼，天长地久目前已拥有“深圳天长地久婚纱摄影”、“优优小王国儿童艺术摄影”、“8090费司PHOTO”、“8090个性旅游摄影”、“天长地久婚礼策划中心”、“至尚名流名媛摄影”、“芭蒂私密写真摄影”等多项经营品牌。
不仅是深圳唯一荣膺“中国杰出影楼”桂冠和唯一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的摄影机构，更因为其专业、严谨和不断创新，而成为国内行业权威公认的中国婚纱摄影行业典范。
4、巴黎婚纱PARIS婚纱摄影
上海巴黎婚纱摄影有限公司，婚纱影楼十大品牌，始于1986年台湾，以顶级婚纱质量而闻名于世，其Laffection顶级精品馆可提供量身订制的一对一服务在法兰西预见最美丽缱绻的巴黎诞生
「爱情是法兰西最美丽的元素，而法兰西最美的地方就是巴黎」-这是上海巴黎婚纱创办人李绍白(PARISLEE先生创立巴黎婚纱的深浓情感来源，一九八六年，一群来自台湾各地顶尖的摄影及造型团队阵容，由国际知名摄影师李绍白先生领军，在台湾成立了巴黎婚纱旗舰总店，这也是巴黎婚纱此品牌创立的开端。
5、蒙娜丽莎MONALISA婚纱摄影
十大婚纱影楼品牌，于1995年与新加坡KENISION影视有限公司联合落户国内，外资婚纱影楼，首创主题式新娘婚纱摄影造型
西安蒙娜丽莎婚纱摄影设计有限公司首创主题式新娘婚纱摄影造型，紧跟国际时尚潮流，于2007年创作奢华国度主题新娘造型，让新人做一个百变新娘，在西安婚纱摄影行业里独具风格。
婚纱摄影前十名
婚纱摄影前十名有：
1、蒙娜丽莎婚纱摄影
它是中国十大婚纱影楼品牌，亚洲规模最大的婚纱影楼，并且具有着婚纱摄影行业极具价值的品牌。
短短的几年了，已经在西安，郑州，洛阳，汉中，安康，西宁，唐山，北京，上海等等各个地方已经建立起了十家极具规模的旗舰店，并且倡导实行透明的消费，没有二次隐形消费的经营理念，获得了广大消费者们的喜爱。
2、金夫人
金夫人是重庆市专业婚纱影楼，金夫人婚纱摄影是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成长起来的重庆首家外商独资企业。
在2006年10月12日的时候，金夫人获得了全国摄影行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的中国驰名商标。金夫人时刻关注着细节，注重完美。
3、维纳斯婚纱摄影
维纳斯婚纱摄影集团是在1988年成立，在台湾高雄地秉承着专业完美创新的服务理念，还有着精益求精的摄影技术，迅速成为了中国婚纱摄影行业的知名品牌。
维纳斯国际婚纱摄影集团是中国十大婚纱摄影品牌，亚太摄影名店，也是影楼行业的领先品牌。
4、巴黎春天
巴黎春天国际婚纱影楼连锁是来自台湾的一家国际连锁机构，是台湾最大的连锁企业之一，在全国拥有着众多的连锁分店。
品牌也影响了全国各大中城市北京巴黎春天婚纱馆试婚纱影楼十大品牌。也是消费者信任的金字品牌，众所周知的婚纱品牌。
5、天长地久
深圳市天常地久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个立志于做中国摄影百年老店的顶级摄影机构，是中国结婚产业十大风云企业，深受港市民最其他的百强品牌。
目前天长地久汇集着中国十佳化妆师，中国十杰摄影师，中国二中摄影名师，台湾礼服设计名师为代表的等等强大阵容。
6、薇薇新娘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微微新娘这个品牌的摄影呢，在1996年从台湾进驻到金城的，是目前京城最著名的影楼，源自于台湾和新娘。
从成立以来就一直秉承着品质优先，服务至上，一切以人为本，以客为尊的理念。一直以来不断的开阔进取，历经了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服务了很多万对新人，获得了一致好评。
7、龙摄影
龙摄影婚纱摄影连锁品牌来自于美丽宝岛台湾游林树堂先生创立的，是中国十大婚纱摄影品牌，享誉国内外的婚纱摄影连锁品牌，也是台湾的知名品牌。
8、国际品尚米兰婚纱摄影
这是有着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大型的婚纱摄影品牌，也是中国十大婚纱摄影品牌之一了。国际品尚米兰婚纱摄影在婚纱行业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深受新人们们的青睐和喜爱。
9、色色婚纱摄影
是广东省著名商标行业极具影响力的品牌，也是全国婚纱摄影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广东色色婚纱摄影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婚纱摄影，儿童摄影，数码冲印，广告印刷，酒店会所，相框相册生产等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
10、现代经典婚纱摄影
这个婚纱摄影品牌是在1986年成立在香港的，是国际化摄影连锁机构了，在很多地方都设有分店，拍摄的婚纱照也很有水平，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新人们可以大胆的选择。
婚纱摄影影楼前十名
1.三亚木哥:三亚是目前拍婚纱照最火的城市，每年有超过10万新人在三亚拍婚纱照。三亚也是中国最浪漫的城市，也是旅游胜地。在三亚拍婚纱照，选歌，能给你最好的效果。
2.伯爵:是一个老品牌，也是中国最大的婚纱影楼。在摄影界有一定地位，知名度和口碑都很好。
3.唯一愿景:总部设在上海，门店遍布全国。从品牌到规模都很有名，影响力也很高。况且经营多年，经验丰富。
4.金太太:这几年也很火爆的婚纱影楼之一。拍摄风格很有新意，拍摄效果也让大家很满意。
5.蒙娜丽莎:它属于Xi安一家经营良好的照相馆，规模也很大。所有的员工都很专业，很有实力，拍摄技术一定很优秀。
6.微微新娘:这也是经营多年的品牌。相信大家对这个品牌都很熟悉，所以在中国婚纱摄影排行榜上名列前十。
7.巴黎春天:全中国都有连锁店，也是知名婚纱摄影品牌。是一个值得选择的品牌。
8.永远:这个婚纱摄影品牌是近几年很流行的，很多新人都会选择它家。
9.武汉薇拉:我在武汉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婚纱摄影工作室，它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10.王的宫殿:2011年这个品牌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从综合方面和大品牌比，有一些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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